2013年,贝蒂·崔怀上了她的第一个孩子,那时她的收入是丈夫的三倍,而她的丈夫同样是一名医生。
当时,崔同时担任主治医生和医学作家。她提到,丈夫在实习期间工作非常繁忙,每周常常要工作100小时。
尽管崔的收入远高于丈夫,但她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和育儿责任。
“那时候人手不够,”现年38岁的崔说道。她和丈夫住在加州圣巴巴拉附近,曾短暂雇佣过一位兼职保姆,但在两份工作、首次为人父母和家庭生活之间找到平衡非常困难。崔回忆起自己常常忙于做饭和打扫卫生,有时早上或下班后连丈夫的面都见不到。
女性在职场上真正渴望的是什么?研究表明,这不仅仅是更高的薪水。
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和作家,崔更倾向于花时间在写作上,因为她对写作充满热情,并且写作的时间安排相对灵活。尽管丈夫愿意承担更多的家务,但他们的工作安排并不允许他们公平分担这些任务。
家庭劳动的不平等分配与《工作、就业与社会》杂志最近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的结论相符。根据巴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乔安娜·西尔达的研究,新妈妈们往往承担了比丈夫更多的家务,尤其是在她们的收入高于丈夫时。
西尔达指出:“我们发现,收入较高的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务,这并不是因为她们的收入超过丈夫,而是因为母亲的收入高于父亲时,家庭责任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。”
西尔达的研究基于家庭研究所的数据,调查了1999年至2017年间6000多对双职工异性恋已婚夫妇的收入和家务分工情况。
有孩子的女性每周的家务时间从18小时减少到14小时,而她们的收入从零减少到家庭收入的一半。然而,分析显示,当女性的收入超过丈夫时,她们每周的家务时间却增加到近16小时。相比之下,当男性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时,他每周的家务时间为6到8小时,但当妻子的收入高于他时,他的家务时间则减少。
西尔达认为,女性收入高于男性打破了传统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,因此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务,而男性则相对减少。这一假设与她关于夫妻收入与男性心理压力的另一项研究结果一致。
她表示:“当男性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时,他们的压力水平非常高,而当妻子贡献约40%的家庭收入时,他们的压力水平最低,因为这并不超过一半。”
这一发现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,即即使在丈夫失业的情况下,女性的家务负担仍然显著高于男性。但这项研究特别关注有孩子的异性恋夫妇。
透视:新冠疫情使得家务劳动的问题更加突出,但仍然未受到足够重视。
尽管一些人认为这些发现与直觉相悖,但经济学家米斯蒂·赫格内斯对此并不感到意外,她也对双职工家庭和家务分配进行了研究。
她指出:“在为人父母方面,社会性别规范更为强烈,从生理上讲,由于生育、哺乳等原因,女性在孩子身上花费的时间往往超出比例。”她补充说,这意味着许多工作——如换尿布、哄孩子入睡、做饭和安排活动——不成比例地落在了女性身上。
崔表示,这就是她发现自己工作时间比丈夫还多的原因之一。她的两个孩子中有一个对食物过敏,因此做饭和准备食物变得更加复杂。她还提到,如果学校有事情发生,她通常是默认的“随叫随到”的家长。
崔说,夫妻俩讨论了如何更公平地分配家务,当她丈夫的奖学金结束、工作时间变得更灵活时,这一过程变得更加顺利。
她补充道,现在丈夫的收入比她高,他在周末负责所有的做饭、洗衣服,并帮助孩子们准备上学,因为他的工作时间相对较晚。在疫情期间,尽管他大部分周末也要工作,但他仍尽量照顾孩子,以便崔能按时完成新书的截稿。
“我非常信任他,”崔说。“他乐于参与,我们也学会了沟通彼此的需求。”
从历史上看,美国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更多责任,部分原因是她们无法外出工作,或是高薪工作的机会有限,工作时间较短,收入较低。然而,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,尽管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工资水平有所提高,男性在家务劳动的分担上仍未达到公平。在大流行期间,由于远程教育和缺乏儿童看护,数百万女性退出了劳动力市场,这一现象更加明显。
专家指出,生物因素、社会观念以及根深蒂固的性别传统都可能影响这一现象。研究显示,收入高于丈夫的女性可能会给婚姻带来压力(离婚的可能性增加50%),并促使伴侣在收入上撒谎。
与崔类似,华盛顿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、助理教授萨拉·塔特尔和她的丈夫也轮流担任收入较高的一方。在研究生期间,他们的收入相近,但在她的研究领域,博士后的收入高于丈夫。
“在我们交往的早期,我确实承担了更多的角色。当他做事情时,我会说,‘哦,我不喜欢你这样做’……所有这些刻板印象,”她说。“然后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。”
塔特尔表示,仍有一些结构性偏见需要克服。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,塔特尔在为人父母的过程中,其他人普遍认为她应该是学校、活动和约会的主要联络人。她提到,最近她的丈夫试图为儿子预约医生,但诊所却打电话给她。
现在,她的丈夫即将在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工作,收入将高于她。塔特尔说,尽管如此,他仍然经常做饭,因为他在家工作,并且会洗衣服。
塔特尔补充道:“事情以这样的方式解决了,因为我们真的有意进行这些对话。”
她表示,这种沟通和角色重新定位是她婚姻平衡的关键,尤其是在经历了疫情期间的压力之后。塔特尔提到,由于他们必须管理远程学习、事业和家庭,起初他们回归了传统角色,由她负责家庭工作的组织和情感部分。
经济研究员赫格内斯表示:“没有理由认为男性不能与女性平等地分担家务,尤其是在孩子出生后。男性只需要更自信地参与,才能在某些任务上发挥主导作用。”
崔承认,尽管她的丈夫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伴侣,但这也需要双方不断的沟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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